如今，視頻直播帶貨的火爆，也讓這里成為售假的重災區。去年11月，“辛巴團隊直播間銷售燕窩實為糖水”的新聞轟動一時，而曬出檢測報告的，竟然是已經淡出人們視線多年的“中國打假第一人”王海。面對鐵證，辛巴發布公開信，表示愿意退一賠三，退賠總金額超過6000萬元。從實體店到網購再到視頻直播帶貨，制假、售假者一路“轉戰”，一批職業打假者也隨之追蹤到了這個領域。
現狀
直播帶貨成售假重災區
6月29日至7月3日，程女士在抖音平臺一家店鋪的直播間里，購買了130多件號稱“999里外純金”的黃金首飾。在直播過程中，主播多次提到有短視頻平臺做保證，讓程女士吃了一顆定心丸。可程女士收到第一批貨后，就發現這些金飾品不太對勁，鑒定后得知這些首飾的含金量竟然為0。
售假者如此膽大妄為，讓人們看到了直播帶貨平臺充斥假貨的冰山一角。翻看王海的微博，經常會有針對網紅直播帶貨售假的披露：擁有百萬粉絲的網紅光哥售賣假化妝品，被騙消費者要求退一賠十;在淘寶直播的裙子姐姐賣的綠松石掛件經復檢屬于以次充好，純粹是欺詐消費者;網紅夫妻被曝在直播間賣山寨手機，平臺愿意為消費者全額退款，但被騙消費者要求退一賠三……
調查顯示，2020年中國直播電商市場規模達到9610億元，同比大幅增長121.5%。預計2021年直播電商整體規模將接近12012億元。萬億市場蘊藏的商機和利潤，吸引了短視頻平臺紛紛進軍電商，抖音、快手等頭部平臺相繼開通內置商城，與淘寶、京東等傳統電商大佬爭奪市場。
直播帶貨正走在風口，市場的不規范也讓這里成為售假的重災區。今年3月15日，黑貓投訴數據顯示，僅2020年和直播帶貨相關的投訴就達1.2萬余單，其中涉及電商平臺的投訴近4000單，涉及短視頻及直播平臺的投訴8000余單。
王海和他的團隊曾對手里的打假線索做過數據分析，結果顯示：網購欺詐、售假、虛假宣傳占打假線索總數的85%以上，其中直播帶貨售假和欺詐又占到了總量的60%以上。
難題
打假者反成防范對象
在王海看來，從技術層面上看，在直播帶貨領域打假并沒有難度。因為通過錄屏的方式，打假取證反而更加容易了。另外電商平臺會保留三年的消費記錄，這給消費者維權取證提供了極大的便利。然而，帶貨主播的身份定性不明確，再加上短視頻平臺的責任缺失，讓打假之路依然艱難。
打假者阿龍正在經手兩個直播帶貨售假的案子，其中一個是在直播間里銷售假名牌包具。但操作起來，阿龍卻遇到了不小的麻煩，因為此前多次在直播平臺打假買貨取證，他的手機號碼竟然被平臺自動識別為職業打假人，售假商家直接拒絕賣貨給他。阿龍只能不斷更換賬號，或讓團隊其他工作人員出面購買。售假者事實上受到了平臺的保護，而打假者反而成為平臺防范的對象，這種現象令他十分氣憤。
阿龍的遭遇在很多消費者中也屢見不鮮。程女士購買黃金被騙后，只聯系過短視頻平臺的官方，并未與商家直接聯系。7月6日，她帶著收到的假黃金到當地公安機關報案，公安機關經過鑒定后，受理了案件。可很快，售賣黃金的商家竟然迅速獲知程女士已經報案，而且攔下了即將派送的第二單貨物。此后，商家不斷發短信以“商品缺貨”為由催促程女士申請退款。與此同時，程女士發現自己在短視頻平臺上的部分信息被人刪除，導致她無法查詢有關商家的銷售記錄。而后，三亞市消費者協會要求直播平臺把商家信息提供給程女士，直播平臺竟然拒絕了這一要求。
爭議
打假到底該不該賺錢
自1995年在北京掀起打假風暴后，圍繞“職業打假是否道德”的爭論就從未停止。贊成者認為，職業打假雖然以謀利為目的，但能夠對少數商家售假和不誠信的行為起到監督作用，是對法律武器的巧妙利用，在道德上沒有瑕疵。而反對者認為，職業打假和伸張正義毫無關系，其謀求“灰色收入”的根本動機，決定了此類活動并非正常的維權活動，不僅不會凈化社會環境，反而會讓制假售假者更加隱蔽，甚至滋生出售假者與打假者之間的灰色交易，為法律的執行和環境的凈化增加了難度。
早在2014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出臺的司法解釋中，就已經明確：因食品、藥品質量問題發生糾紛，購買者向生產者、銷售者主張權利，生產者、銷售者以購買者明知食品、藥品存在質量問題而仍然購買為由進行抗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這一解釋一度讓不少職業打假人因“知假買假”獲得了豐厚的“回報”。然而好景不長，因為人員素質良莠不齊，職業打假在一些利欲熏心者的操縱下，開始變味兒，有的甚至通過類似“調包換貨”等欺騙手段敲詐勒索商家，成了“假打”。
2017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明確表示：“職業打假人群體及其引發的訴訟出現了許多新的發展和變化，其負面影響日益凸顯。基于以下考慮，我們認為不宜將食藥糾紛的特殊政策推廣適用到所有消費者保護領域。”最高人民法院同時表示，要逐步限制職業打假人的牟利性打假行為。此后，職業打假人被判敗訴的案件屢見不鮮，有的甚至還會面臨刑事風險被判入獄。
在王海看來，法律是一件武器，可以約束作惡的武器。讓制假售假的商家付出金錢的代價，只是打假者通過法律實現社會共治、遏制欺詐行為的手段，打假才是最終目的。王海認為，懲罰性賠償制度的出臺，就是因為不法商家數量太多，而行政監管資源有限;如果要想遏制和打擊制假售假行為，僅僅依靠政府職能部門是遠遠不夠的，也需要依靠社會共治。
對于職業打假收費的問題，王海并不回避，因為他的團隊也需要生存，他們既幫消費者維權、打假，也會幫助企業打假。不過對于消費者的委托，王海和他的團隊大都采取風險代理的方式，拿到賠償后才收費，拿不到就算白干。在打假賺錢的同時，王海和他的團隊也專注一些非盈利的項目，除了幫助消費者維權，他們還會舉辦講座，普及消費者維權的知識。
觀點
合理打假值得鼓勵
近些年，“職業打假人”發展速度極快，在社會上也頗受爭議。對此，四川君合律師事務所的朱林律師認為，《消費者權益保護法》《食品安全法》規定懲罰性賠償的目的，就是倒逼商家提高產品和服務的質量，正因為產品質量出了問題，才催生了職業打假人。不能因為打假人牟利了，就否定他們的積極意義。“畢竟我們要解決的是無良商家的劣質產品問題，而不是努力塑造完美受害者的存在。只要牟利的前提不是違法犯罪，對于這種主觀上為了謀取利益，但客觀上凈化市場、維護消費者權益的機制，我認為是值得鼓勵的。”
朱林律師指出，不管職業打假出現了何種負面新聞，甚至出現了敲詐勒索的犯罪行為，都是個別人的行為，不能因噎廢食，否定職業打假這種良性機制。當然，近些年打假被法院判定為敲詐勒索的案例確有不少，也算是給職業打假人敲響了警鐘，告誡職業打假人首先應做到實事求是表達，不虛假陳述、不偽造證據，千萬不要將打假人的身份轉化成造假人，否則不僅將涉嫌敲詐勒索而且會牽涉到詐騙犯罪;其次打假人應依法主張權利，投訴舉報、提起訴訟、借助媒體合規曝光都在法定限度內，一旦超出法定限度，性質就變了;最后，索賠數額也要合理，打假人若超出合理數額索賠，在現實司法實踐中絕對是一個風險點。
“現今直播帶貨興盛，短視頻平臺假貨不斷，作為旁觀者，我希望打假人在這個網絡發達的時代，索賠獲益的同時也應該積極考慮社會公益效果，策劃公益活動，努力建立起‘民間315’的形象，這樣打假人在社會公眾中的形象必定會截然不同。”朱林說。(記者 李環宇 張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