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危機”下，信評行業何去何從?
信用債違約風波仍在持續。據Wind資訊數據顯示，截至12月16日，今年債券市場已有139只債券出現違約，涉及金額達1606.14億元，已超去年全年的1495億元，創近年來違約規模新高。
盡管延續了去年的高違約態勢，但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的多位業內人士表示，和以往相比，今年債券違約出現明顯不同，其中之一就在于高評級主體占比提升，如國企違約占比達到了40%，呈現出集團化違約的特征。而隨著違約增多，延期兌付與破產重整的企業數量也在增加，債券違約處置相關制度建設正不斷推進。
與此同時，此輪信用債違約潮也使得評級機構迎來“信任危機”，評級虛高、區分度不足、事前預警功能弱等問題再被提及。對此，監管層正加大監督管理力度，日前央行就提出將會同相關部門共同加強債券市場評級行業監督管理，強化市場紀律，推動我國評級技術的進步、提高評級質量，提升信用等級區分度，進一步推動評級監管統一。
高評級主體違約占比提高
我國首單債券違約還要追溯至2014年，彼時“11超日債”的違約結束了以往債券全部剛性兌付的歷史，拉開了信用債違約的大幕。在業內人士看來，自2014年以來，債市違約主要分為了三個階段，分別是2014年前后的周期性行業下行、2016年開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及2020年以來的疫情影響。
從規模上看，債券違約呈逐年走高之勢，特別是在今年，受疫情影響，原本財務風險及流動性風險已較高的企業，流動性壓力驟然攀升，進而不少企業出現違約。Wind資訊數據顯示，今年以來債券違約金額已超去年全年，創近年來新高。
具體而言，截至12月16日，已有139只債券出現違約，涉及違約金額合計1606.14億元;2019年全年，184只債券出現違約，涉及違約金額合計1494.89億元;2018年全年，125只債券出現違約，涉及違約金額合計1209.61億元;2017年全年，34只債券出現違約，涉及違約金額合計312.49億元;2016年全年，56只債券出現違約，涉及違約金額合計393.77億元。
“2018年可以說是我國債券違約的一個高峰，當年違約規模出現大幅上升，主要是民企債大量違約。”華北某券商投行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說道，但今年來看，民企違約的趨勢已有改善，相較之下，國企違約占比提高。
這也是業內的共識。中證鵬元研發部資深研究員史曉姍近日在中證鵬元2020年信用風險年會上提及，今年違約情況和往年相比，高級別主體占比明顯上升，達到了40%的水平，其中集團化的趨勢比較明顯，比如房地產行業、煤炭行業等受影響較大。
在史曉姍看來，大型主體違約率上升的本質還是與自身財務杠桿率較高有關，這導致公司受再融資弱化的影響很大。
光大證券統計的一組數據顯示，年初至12月11日，新增違約主體中，民企共計有18家，較去年同期的34家大幅減少，同時民企違約債券余額也有較大降幅。據統計，年內民企違約余額為603.74億元，同比下降了45%。
“但國企違約超預期，雖然違約數量未明顯增加，但違約余額提升顯著。”光大證券固定收益首席分析師張旭對記者稱。今年國企違約余額已從2019年的129.3億元增加到了518.97億元，這些主體債券存量規模大，違約前均為AAA評級，違約事件對市場沖擊較大。永城煤電、華晨集團等大規模國企違約更是沖擊了市場信仰。
違約之下，投資者風險偏好降低，對信用債投資更趨謹慎，市場需求嚴重不足。再加上信用債發行利率大幅波動，越來越多的企業被迫取消債券發行或遭遇發行失敗，信用債一級市場的融資功能明顯弱化。
除了國企違約占比的提高，史曉姍對記者表示，今年債券違約還呈現出三個特征，一是違約區域分布并不明顯，且擴大到部分地方政府債務壓力比較大的地區;二是周期性行業違約整體數量不高，而受疫情沖擊影響較大的地產、交通運輸和汽車行業違約增長明顯;再者是境內外債券市場聯動，疫情同樣使得美元債受到沖擊，企業境外再融資受阻，疊加境內債務到期，境內外債務風險高度重合。
另外，隨著違約增多，延期兌付與破產重整的企業數量也在增加。有業內人士呼吁，市場需更加關注違約債券處置情況。據不完全統計，截至目前已有約30只債券宣告延期;有12家新增違約主體進入破產重整階段。
史曉姍分析稱，從累計數據看，國有企業破產重整的比例為30%，遠高于民營企業;從全市場角度來看，違約回收率約為7%，若不考慮技術性違約和破產重整，則達11%。“相較之下，國有企業回收時間短于民營企業。不過未來還需加強國有企業基本面分析，加強流動性財務風險分析。”
評級行業需“擠水分”
近期信用債市場違約潮的出現在引發信用風險分層與重估的同時，也使得評級機構迎來“信任危機”，尤其是部分企業在違約前仍擁有高評級，這導致評級機構評級虛高、區分度不足、事前預警功能弱等問題再被提及。
事實上，評級虛高是個老生常談的話題。信用評級領域中，企業的話語權相對更大一些，比如兩家評級機構給某企業信用評級分別是AA+和AA，那么企業自然會選擇高評級機構，評級高了之后，發債成本將會降低。
“整體來講，買方市場下難以避免評級趨高。對于評級機構而言，在市場競爭激烈的情況下，高評級亦有助于其提高市場占有率。” 有業內人士直言。另外，評級行業的挑戰還在于評級標準體系不夠科學，形式評級特征明顯。
對于上述問題，目前，監管層正加大監督管理力度。近日央行組織召開信用評級行業發展座談會，央行副行長潘功勝在座談會上表示，信用評級是債券市場的重要基礎性制度安排，關系到資本市場健康發展大局。央行將會同相關部門共同加強債券市場評級行業監督管理，強化市場紀律，推動我國評級技術的進步、提高評級質量，提升信用等級區分度，進一步推動評級監管統一，真正發揮評級機構債券市場“看門人”的作用等。
另外，北京證監局日前公布了對東方金誠國際信用評估有限公司采取責令改正行政監管措施的決定，要求東方金誠整改期間不得承接新的證券評級業務，期限為3個月。據悉，東方金誠存在部分項目評級模型定性指標上調理由依據不充分、未對影響受評主體償債能力的部分重要因素進行必要分析等多項違規事項。
而在嚴監管下，評級機構未來又將如何發展?中證鵬元總裁李勇在信用風險年會上表示，經過30年發展，中國評級行業已經在人才、技術和經驗上有了一些家底，雖然存在一些問題，但解決問題的答案和發展的路徑越來越清晰。他說，評級機構自身要完善公司治理。在他看來，評級機構的內部獨立依賴于評級機構的公司治理，而公司治理又與股權結構相關。一方面，相對分散的股權結構有利于完善公司治理，保證評級機構決策的內部獨立;另一方面，股東主業與評級具有相關性也有利于評級技術進步和信用文化、合規文化的形成。
另外，李勇還強調，評級技術上要回歸本源和常理，即分析發行人的現金流創造能力和現金流與債務匹配度;不僅要分析過去，更要著眼于未來;重新認識評級中的支持因素，對支持因素要有審慎的態度和科學的依據。“經過這些違約事件，評級機構需要重新審視自己的評級理念和評級模型，信用分析要更多的回到報表和發行人本身素質上來。”李勇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