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兩個問題需要引起重視。一是區域間分化現象逐步顯現，隨著中部崛起，東北地區的下行，在原有東中西區域格局下，又疊加了南北分化。二是財政收入質量下降，即非稅占比過高。
今年以來，受疫情等因素影響，各地財政收支面臨著較大壓力。不過具體到地方財政而言，各地之間的差異很大。那么哪些地方增長較快?哪些地方下滑幅度較大呢?
在全國330多個地級以上城市中，第一財經記者通過對其中176個地市今年前7月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的統計梳理發現，有近六成的地市出現負增長。其中下滑幅度最大的除了受疫情影響較大的湖北各地、哈爾濱、大連外，還有一些能源重化產業為主的城市以及部分產業結構相對單一的城市。另外，不少城市的非稅收入的增速明顯高于稅收增速。
需要說明的是，由于直轄市行政級別最高，如果拿來和地市比，可比性不大，因此在此沒有納入統計。另外部分區域由于數據發布的原因，也沒有納入統計。總體上看，176個城市占全國地市比重超過一半，具有一定代表性。
近六成城市負增長
數據顯示，176個城市中，有74個城市實現正增長，有102個城市出現負增長，負增長占比近六成。
74個實現正增長的城市中，有7個城市增速超過10%，主要集中在廣西的一些地市，包括防城港、貴港、賀州、欽州、來賓和百色，以及廣東的云浮。此外，遂寧、滁州、韶關、北海也都超過7%。
102個負增長的城市中，有20個城市下滑幅度超過10%，地方財政面臨的壓力相當大。這些城市主要包括幾類，一類是處于疫情中心或受疫情影響較大的城市，比如年初疫情中心的襄陽、十堰、荊州和武漢位居后四位。
這其中，襄陽下降了47.2%、十堰下降了36.3%，這兩個城市的下降幅度甚至明顯超過了武漢。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葉青對第一財經分析，這兩個城市受到疫情沖擊和自身產業因素的雙重影響。比如汽車產業是這兩市的重要支柱產業，而上半年車市低迷，所以受到沖擊更大。
除了湖北的幾個城市，包括大連、哈爾濱受疫情的影響也較大。哈爾濱1~7月全市完成一般公共預算收入185.5億元，同比下降20.7%。
另一類城市是以能源重化產業為主的城市，包括陽泉、鄂爾多斯、呂梁、鐵嶺等。此外，一些產業結構較為單一的地級市，受到的影響也較大。比如柳州以汽車工業為主，車市行情對當地經濟和財政影響大。泉州以紡織鞋帽為主，疫情之下，此類消費也受到較大影響。
中國政法大學施正文教授對第一財經分析，從170多個地級市財政收入數據來看，地方收入規模和增速差異很大，差異程度超過省級層面數據，這也正是地方財政現狀，反映了地方發展的不平衡，也體現了疫情沖擊下地方財政收入普遍增長乏力甚至明顯下滑，部分基層財政十分困難。
施正文分析，一些能源性城市財政收入降幅也相對較大，與一些能源價格下跌相關。受疫情影響，下游產業開工不足，煤炭等一些能源需求不振，導致能源價格下跌，相關的稅費收入相應減少。另外疫情沖擊下，上半年汽車銷量明顯下滑，導致以汽車產業為主的地方財政收入有較明顯下滑。而數字經濟、互聯網產業等新業態發展較好的地區，在疫情之下業務增長較快，相關地區財政收入受沖擊相對較小。
比如數字經濟產業發達的杭州市，上半年數字經濟核心產業發展態勢良好，實現增加值1833億元，占GDP的24.8%，增長10.5%。杭州市前7個月一般公共預算收入1466億元，增長1.7%，尤其是最為核心的稅收收入同比增長1.1%。
地方收入增速好于中央收入
總體來看，盡管170多個地級市財政收入形勢并不樂觀，但近九成地市地方一般預算收入增速高于中央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增速。
這從全國數據中也得以印證。財政部數據顯示，今年前7月，全國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同比下降6.2%，而中央收入則同比下降11.3%。
施正文分析，地方收入增速高于中央增速可能受多重因素影響。首先中央收入相關稅種跟經濟關聯度更高，受疫情沖擊減收更加明顯。而地方稅種部分是財產稅等，跟經濟關聯度相對較小，受沖擊也相對小一些。因此中央收入降幅更大一些。
其次，地方財政困難的情況下，征管動力更足，加大了地方稅費征管力度，以促進財政收支平衡。
再次，全國非稅收入中地方占比較大，與稅收相比，一些地級市非稅收入增長較快，也拉動了地方收入增幅。此外，大規模減稅降費形成的政策性減收，相對于地級市，中央承擔的更多，因此中央收入降幅更大些。
從各地公布的數據來看，相當多城市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增速明顯高于上劃中央收入的增速。比如，湖南郴州市前7月上劃中央收入完成35.4億元，同比減收7.7億元，下降17.9%;上劃省級收入完成8.4億元，同比減收1.9億元，下降18.7%;地方財政收入完成77.7億元，同比減收4.5億元，下降5.5%。
江西贛州前7月上劃中央“四稅”收入87.75億元，同比減收1.31億元，下降1.5%;上劃中央所得稅收入40.26億元，同比減收7.26億元，下降15.3%;上劃省級收入8.99億元，同比減收3.49億元，下降28%;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完成183.87億元，同比增收7.02億元，增長4%。
過去財稅下行壓力較大的情況下，為了彌補稅收減少，不少地方非稅收入保持較快增長。從今年來看，盡管也有一部分地方非稅收入下滑，但同時也有較多的地方非稅收入保持增長甚至較高增速。
第一財經通過對28個城市前7月非稅收入增速梳理發現，有19個城市非稅收入實現增長，占比達68%;有21個城市非稅收入增速高于稅收收入增速，占比高達75%。其中，有8個城市的非稅收入增速超過了20%。
其中，在鞍山，1~7月全市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完成91.97億元，同比減少5.79億元，下降5.9%，完成全年預算的58.6%，超序時進度0.3個百分點。其中：稅收收入完成67.98億元，同比下降19.1%，占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的73.9%;非稅收入完成23.99億元，同比增長75.0%，占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的26.1%。
在海南儋州，1~7月全市稅收收入5.29億元，同比下降26.5%，占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的63.2%;非稅收入3.09億元，同比增長73.2%。
非稅收入包括教育費附加等專項收入、行政事業性收費、罰沒收入、國有資源(資產)有償使用收入等。
施正文分析，部分地方非稅收入保持較快增長，原因之一是部分非稅收入跟經濟關聯度不緊密，因此收入受經濟影響小一些。尤其是在地方財政困難情況下，有些地方加大非稅收入征管力度，比如開展專項檢查，帶來了相關收入較快增長。另外一些地方為了彌補減收，會通過增加地方國企上繳利潤、變賣資產等方式來增加收入，這也體現在非稅收入中。
稅收收入占財政收入的比重，是衡量一個地區財政質量的重要標志。第一財經通過對35個城市前7月稅收收入占比統計發現，共有18個城市稅收占地方一般預算收入的比重高于70%，其中無錫、常州、榆林、寧波和哈爾濱占據前五，以經濟發達地區和財政雄厚的城市為主。
相比之下，有17個城市這一占比低于70%，其中松原、廣元、阜新等7個城市這一比例甚至低于60%，顯示財政質量有待提高。
地方彌補財政減收除了非稅收入之外，另一個重要途徑就是加快賣地。今年以來，各地均加大賣地力度，一些一二線城市的中心城區地段優質地塊供應明顯增加。
統計數據顯示，1~7月累計，全國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39173億元，同比增長1.2%。分中央和地方看，中央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1827億元，同比下降19.8%;地方政府性基金預算本級收入37346億元，同比增長2.6%,其中,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35101億元，同比增長7.9%。
不過，由于房地產市場的分化，土地市場也出現明顯分化。施正文認為，目前地方賣地也呈現“冰火兩重天”。一些地市房地產市場明顯回暖，地方為了彌補收入減少，加快賣地，賣地收入呈現大幅增長。另一些欠發達地區則樓市冷清，土地并不好賣。
財政收入向好，非稅占比高
遼寧大學地方財政研究院院長王振宇對第一財經分析，前7個月170多個地級市一般公共預算收入數據“喜憂參半”，但趨勢上財政收入降幅逐月收窄，這與宏觀經濟的運行情況大體吻合。
尤其是，隨著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戰略成果，企業復工復產加速推進，中國經濟增速穩步回升，主要經濟數據也持續向好，財政收入降幅在不斷收窄。
以疫情重災區武漢為例，受疫情沖擊，武漢市1至3月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同比下滑高達45.9%，隨著4月份武漢解封復工復產持續推進，這一降幅開始不斷縮窄，前7個月這一降幅縮窄至30.5%。
在海南儋州，7月份全市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入1.58億元，同比增長4.8%，環比增長97.0%。
在四川南充，隨著經濟社會加快恢復，財政收入顯著改善。1~7月一般公共預算收入達80.35億元，同比增長2.5%，較上半年加快1.4個百分點。
全國財政數據大致也是如此，尤其是今年6月(3.2%)、7月(4.3%)、8月(5.3%)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均實現正增長，增幅逐步提高，反映了經濟穩步向好。
王振宇認為，當前兩個問題需要引起重視。一是區域間分化現象逐步顯現，隨著中部崛起，東北地區的下行，在原有東中西區域格局下，又疊加了南北分化。二是財政收入質量下降，即非稅占比過高。這客觀上是由于稅收收入下降而被“抬高”，同時也存在著主觀的硬操作。特殊時期的地級市前七個月的財政收入樣本，某種程度是當下地方財政運行不景氣的晴雨表，需要標本兼治、綜合施策。(林小昭)
